江苏现有备案博物馆355家，其中历史文化类博物馆超四成

风险放大之所以能够促使犯罪进化就在于被放大的风险也加大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量。

这一程序的创建有利于基层、中级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功能的充分发挥，既能实现审监程序的终局裁判功能，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结事了。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基本相同，当事人申诉或申请再审并不必然导致原判决、裁定的中止执行，以决定再审作为中止原判决、裁定执行的条件。

[8]袁定波：民诉法修订后实施一年基层法院审监庭职能渐转变，载2009年04月29日《法制日报》。处理好司法公正与司法资源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效力、效益之间的关系。一审裁判放弃上诉后，又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申诉等等。[4]第三，审监程序是一种具有复审性质的程序。[1]司法的客观性决定了司法公正的可评估性，意即对确定裁判是否公正存在着客观的、可操作的评判标准。

过长的申请再审期间不利于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权利，使得社会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会对法的安定性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采用科学的立法例，对申诉、申请再审期间制度进行科学、合理又富有时代性的重构。[11]第一，应当对调解案件的再审启动进行严格限制，以不启动再审为原则，以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以及审判人员违背当事人意志强迫调解为例外。人权作为人之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具有道德权利的性质。

张翔，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47] 基本权利的教义学体系应该是一种基于现实可能性的多层次的整合。而法人等市场主体是否具有基本权利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却不无争议。[14] Günter Dürig, 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 A?R1956, S.119ff.[15] Dürig, a.a.O. S.119.[16] Dürig, a.a.O.S.117-119.[17] 除此以外，这个价值与请求权体系还可以补充两个内容：第3条第1款作为首要平等权条款。

[97] 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27页以下。[73]法学将浩繁而杂乱的法律材料进行整理，如果没有此种体系化，就无法把握具体规范之间的联系、顺序和依赖关系，无法了解法律制度内部的评价体系，也就无法适用法律，也无法讲授和学习法律。

之所以选择德国，除了本人知识范围的限制外，还在于德国法学有着最为显著的体系化倾向，以及较高品质的体系化成就，从而也是各国法学体系化思维的主要模仿对象。Vg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1982,§§289,294.[96]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以下。（3）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此外，我国的立法法、刑法、行政处罚法等也都以不同方式对法律保留原则进行了规定，可以作为宪法上确立法律保留原则的参考。

[65]这种体系化的法学被称为概念法学，其对于法的整体性和封闭性的追求可以说是体系化思维的极端形式。可以说，体系化不仅在建构着法学，也在不断更新着法学。（三）对价值与请求权体系的批评面对基本权利实践上的这种蓬勃景象，特别价值与请求权体系观点所表现出来司法中心主义，批评与反思迅速到来。[52]卢曼的观点无疑是对纯粹法学思维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主张的批判和补充，对基本权利的理解就此被纳入新的多重功能体系中去思考。

这方面的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曾试图对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发表意见，但这种判决根本无法应对现实变迁这一历史性因素，反而限制了立法机关对劳动者的更好保护。在人权进入宪法基本权利章的第一个条文后，通过抽象出基本权利主体的概念来涵盖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哪些基本权利依其性质是可以由外国人享有的，[92]哪些基本权利则仅为公民所独享，并确立相关的法律标准。

他指出，法学中的体系化研究由来已久，这种体系化研究应该为法学提供一般内容与一般任务，将法律的内在关联整合为一个整体。在夫妻共同课税裁定中，宪法法院指出：第6条第1款……同时是一个针对所有涉及婚姻和家庭领域的公法和私法的一个有约束力的价值决定。

我们并不是要将德国法上的人的尊严等价值因素简单引入中国宪法，而是要通过比较德国的理论与实践，去分析中国的宪法文本究竟确立了怎样的价值要求。我国宪法第37条、39条中使用了禁止非法搜查、拘禁、侵入、限制的表述，显然是对国家干预基本权利必须有法律授权的要求。[98]在我国宪法文本从未使用这一概念的情况下，我国宪法学的教材、论著多年来不加思索地沿袭基本义务的术语，缺乏充分的解释和论证。法学的体系是可以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以既有体系为基础，可以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各种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建议，立法者和司法者可以从中挑选他们认为合理的转化为法律或者判决。通过此种类型化，我们就可以从基本权利——国家义务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具体界定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61]而此种体系化的成果，也为许多国家的宪法理论与实践所借鉴和模仿。

并且，他指出，宪法法院只是把各种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观点而选择性适用。[64]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将萨维尼的整体观察法推向了极致，他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建立了一个抽象概念的金字塔，试图使用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来构成一个法律概念的体系，并将所有的具体案件事实涵摄于这些抽象概念之下。

比如，基本法第19条第2款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完全是一个空白公式（Leerformel），对这一条款的法解释上的努力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劳，因为这一条款是以本体论和哲学上的思考为前提的。德国国家法学的创建者之一拉班德本人就是一位民法教授，他所主张的国家法与普赫塔的概念法学如出一辙。

萨维尼认为，法学是一门哲学性的学科，而他所说的哲学性等同于体系性。只有依赖类似的精致的规则体系的建构，对于公权力的控制才可能是有效的。

这种对国家的支配权的约束还表现在基本法第79条第3款。[68]他还认为，只要该当法秩序的基本思想及主要价值决定彼此协调一致，法学就应该将这种一致性显示出来，并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必须体系性地从事法学研究。（2）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82]这样的体系应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无矛盾性，也就是前述卡纳里斯所说的统一性和秩序性。

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理论或者权利哲学，基本权利的解释就会众说纷纭，缺乏一致性。宪法第33条第4款：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的集中规定。

[85]本文的研究在总体的方向与这些研究是一致的。从基本法第2条开始，开始了实证法上对于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的规定。

秦奥蕾：《基本权利体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但在大学名额案[26]等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却确认，关乎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如果国家不给付，就是侵犯基本权利。

[12] 体系化通常被目为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法学的特点，但实际上，通过确立一般性的准则去解决个案问题，是各个法系中都普遍存在的思考方式。民法所确立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很难移植到基本权利中来，需要在宪法层面作重新的思考。[106] Vgl. BVerfGE 47, 46(47).[107] Vgl. Pieroth/Schlink, a.a.O., 2009, S.63ff; .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法学家》2011年第2期，第155页以下。）3. 国家义务的类型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还对国家承担义务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尊重是指国家针对基本权利的消极义务，也就是不得侵犯的义务。

[82] 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在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中，这是必要的，一方面是避免以往研究中政治性话语泛滥、忽视规范文本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前文所说的稗贩的弊端，避免比较法的滥用。

也正因为这种价值体系的引入，使得宪法裁判经常会被质疑是政治判断而非法律判断。同时，开放性还意味着，体系化是永续的任务，不能以为可以通过对体系的演绎解决全部问题，体系永远只是一个暂时的概括总结，[83]必须将其放在鲜活变化着的实践中不断修正。

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中要去分析：（1）基本权利保护什么人，或者说谁得主张基本权利，也就是基本权利的主体问题。尼伯代甚至主张，宪法可以直接在私法领域适用，而不用通过民法概括条款来间接适用。